微信朋友圈不再是“法外之地”

2016-10-18 21:06| 作者: 王汝兵| 查看: 96826 次

摘要: 见习记者 苏佳佳        微信朋友圈——一个被7.6亿人正在使用的社交平台,从10月1日起

见习记者 苏佳佳

        微信朋友圈——一个被7.6亿人正在使用的社交平台,从10月1日起首次列入证据范围, 也就是说,你发的朋友圈信息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9月下旬,为规范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量,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规定》)。


公众不必诚惶诚恐


        按照《规定》,“电子数据”种类之一的微信朋友圈,今后可以作为刑事案件证据被采用,资深律师、法学专家表示,把电子数据纳入刑事案件证据体现了我国司法的进步。

        《规定》中所说的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具体包括但不限于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以及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文件中明确表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如电子数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那朋友圈发的“玩笑话”会不会被人举报而被追究责任?记者随机采访了很多市民,大多数人都有此担心,法学专家表示,公众大可不必多虑。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王英霞说,此次规定旨在规范和明确相关办案部门和法院对于新型的电子数据如何收集和认定,是针对公检法办案和审判部门对于已经发生的案件及案件发生中相关证据的收集和认定,只有实施了犯罪行为,朋友圈、微博中的相关证据才可能会被收集。

        具有个人隐私属性的微信信息如何“恰当”取证,也是公众所关心的问题。

        甘肃玉榕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康康认为,朋友圈作为一个具有公共属性的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空间,但绝不属于法外之地,将朋友圈记录作为刑事案件证据,无疑满足了互联网时代下电子证据表现形式多样化的新要求。但不可否认的是,朋友圈也是公民表达心情、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有一定的隐私性,因此司法机关在收集电子证据的时候应该慎之又慎,严把合法取证关口,防止非法取证和任意冒犯隐私权现象发生。


电子数据早有渊源


        其实,电子证据在我国的司法领域并不是“新鲜事物”,电子证据是我们习惯上的称呼,而法律上的名称为电子数据。

        《中国司法鉴定》2016年第1期中《电子数据取证与鉴定发展概述》文章说到,在基本法律层面,1999年《合同法》首次将数据电文合同纳入了书面形式的合同中,承认其合法性;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数据电文与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的证据地位作了规定;2005年《电子签名法》是我国相对集中地对电子数据做出直接明确规定的重要法律文件,其第4~8条专门规定了电子证据的概念、书面形式、原件形式、保存要求、可采性与证明力问题,这些规定不仅适用于电子商务和电子交易,而且可适用于司法活动。

        在之后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一次将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界定为了电子证据的形式。

        即使是在诉讼法的领域里,电子证据独立的法定地位也早已确立——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电子数据这一独立的证据类型正式浮出水面,2012年《刑事诉讼法》顺应时代潮流,将“电子数据”首次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与视听资料同列为第八种刑事诉讼证据,2014年《行政诉讼法》也承认了这一证据类型。

        在诉讼法应用解释层面,“两高一部”针对诉讼证据问题做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部门性规章,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

        曾有法学专家认为,这些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其中涉及了电子数据的若干规定,但相对混乱,设置也不合理,但 2010年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对我国电子数据在刑事案件中的审查判断、电子数据取证和电子数据鉴定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不过,对于何为电子数据,体现形式为何,三部诉讼法律并无明确界定。直到2015年出台的民诉法司法解释,详细界定了作为民事证据类型的电子数据,并明确区分了电子数据和视听资料。


司法紧跟时代潮流


        目前,很多传统犯罪活动开始改变其犯罪方式,通过互联网实施犯罪活动、利用高新技术躲避传统侦查方式侦破的案件不断增多,因此,电子证据毫无疑问的成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诉讼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与传统证据相比,电子数据具有高科技性、开放性、易破坏难恢复性等特征,在生成和储存的过程中极易被截取、篡改或伪造,且不留痕迹,这就为刑事审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此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制定并下发了《规定》,使得《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电子证据的收集、提取、保全、出示、审查和判断等相关规定更加明确、细化,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把握电子证据的特性,侦破和打击新形势下高发性的利用信息化手段的犯罪,提高刑事案件办理效率和质量。”王康康律师说。

        “不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断案,电子数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庭上,三大诉讼法将电子数据引入法律条文,并在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具有可操作性,是我国证据种类立法的巨大进步。”王英霞副教授说。

        法学专家表示,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虽明确将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但却并未对电子数据的收集、审查、认定等予以明确。最高法、最高检察虽然分别在《刑诉法解释》和《刑事诉讼规则》中对电子数据的收集、审查、认定予以规范,但均仅有寥寥数条,且都和视听资料一并固定,无法凸显电子数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自身特性,也不能有效解决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电子数据使用中的诸多困境。而三机关此次出台的《规定》用三十个条文对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予以规范,这对于司法实务部门规范电子数据使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电子数据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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